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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月光光,麦芽糖(散文)

来源:上海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小说作家

腊月的牌楼热闹异常。一年忙到头,农民兄弟终于能够闲下来,痛痛快快地喝两碗腊八粥。老一辈牌楼人很重视腊八,腊八这天,一家之主照例要起早上一趟破罡街,称一刀肉,买一截藕,做“糖烧”。“糖烧”是牌楼人逢年过节必备的大菜,平时吃不到的,肉肥而不腻,藕入嘴即化,那一份软糯而绵长的本味,让人久久难忘。过了腊八,北雁南归,学校要放寒假了。那时候的寒假是真正的寒假,河面刚刚浮出一层冰,学校就贴出了提前考试提前放假的大红通知。我们聚在公告栏下面欢呼雀跃,没有人担心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。寒假作业很少,不到开学前几天,没有人会主动做作业、拿书包。不做寒假作业的也大有人在,老师很少责罚,也不会告诉家长。

“大人望插田,小孩盼过年。”孩子们对过年的盼望,还真不是糖烧之类的大菜,而是那些平时很难吃到的小零食,平时不太可能添置的新衣服。平时很难吃到的小零食其实也只有几样,最令我们垂涎的是麦芽糖。在牌楼,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天(中国南北方过小年的时间不一样,北方一般过腊月二十三,南方一般过腊月二十四,还有腊月二十五过小年的,古时有“官三民四船五”的说法),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王爷,“送灶王爷上天”,期望他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。牌楼人祭祀向以男丁为主,忙碌的主妇可以见缝插针,抽空干些别的事,唯独祭拜灶王爷,主妇需要全程参与,不可或缺。天刚擦黑,父亲便将吃饭的桌子抬到室外,上面依次摆好祭祀的碗筷,而后郑重其事地烧纸,焚香。鞭炮响起来了,母亲小心翼翼地点燃灶王爷的纸像,火舌慢慢舔上来,母亲的手轻轻一扬,“灶王爷,上天咯。”这时候的母亲总是神采奕奕的,系着一条瓦蓝色的围裙,笑容可掬的样子,仿佛储藏了一年的心事,灶王爷都已经恩准了。

“家家户户买麦糖,小年晚上祭灶王。大大妈妈跪地拜,求得好话奏天堂。”(“大”是爹的俗字,大江南北均有此方言,含义不一样,读音也不同。在安庆地区,“大大”是父亲的意思)祭灶王要备三个碗,一碗白煮鱼,一碗白煮肉,一碗却是麦芽糖。鱼和肉都可以换成别的,麦芽糖必不可少。祭灶王爷为什么要用麦芽糖呢?母亲说,麦芽糖能让灶王爷的嘴巴甜一点,他到了天上,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中的坏事了。祭完灶王爷,鱼和肉要在灶台上搁一晚,这是祭灶的一道重要程序,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仪式。第二天一早,天麻麻亮,母亲就起床了,添柴,烧水,擦拭灶台,洗锅、刷碗、烫筷子。对于灶台来说,新的一年是从祭过灶王爷也就是腊月二十四这天开始的,灶台不能像孩子们一样“过新年穿新衣”,但一层不染总还是要的。洗完刷好,门前已经响起了脚踩霜冻的声音,吱,吱,吱,上街采年货的人已经出门了。等我们一个个钻出热被窝,母亲已经下好了一锅挂面,重新烧好了祭灶王爷的鱼和肉。灶王爷享用过的鱼和肉,对大人孩子来说都是福佑。祭祀过的麦芽糖倒没有禁忌,母亲会当场收起一大半,剩下的七八颗,母亲连碗一起端给我。

甜,是世界各族人民都很喜欢的味道,因为甜能唤起人的愉悦感。就日常生活经验而言,甜味主要来源于各种“糖”。但“糖”这个字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算早,始见于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》。那更早的古人吃“糖”吗?吃,“饴”这个字,就是古人吃的一种糖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饴米糪煎也”。在古代,饴,主要指的是麦芽糖的制成品,植物种子发芽时一般会产生出糖化酵素,从而把淀粉水解成麦芽糖。麦芽糖不太容易结晶,但很容易制成胶装物质。它是古人最早制作出来的甜味剂。古人对麦芽糖产品的利用,早从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就可以看到端倪,比如“周原朊朊,堇荼如饴”,意思是说,周原这块土地多么肥美啊,像堇荼这样的苦菜也能长得糖那样甜。在大约成书于战国的《尚书》(又称《书经》)中又有“稼穑作甘”的话,意思是耕作、收获的谷物可制取味甜的“饧”(饧是指稍硬一点的饴),可见时人已经掌握了以淀粉制糖的方法。从当时的资料中还可以获知,各阶层的人都爱吃糖,“含饴弄孙”就是东汉章帝时期马皇后的人生理想。到了贾思勰的北魏时期,麦芽糖的制法已经很成熟了,工艺和现在相差无几。明末农学家宋应星所著的《天工开物》绘有多幅《制糖图》,记录了中国明代以前利用糖车和瓦溜进行“泥浆脱色法”制糖的技术,图中一位老者微微佝着腰,低着头,正在忙碌,可见早在明代以前,民间已经有了技艺纯熟的制糖艺人,也有了专门制糖的小作坊。

“月光光,秀才郎,马来等,轿来扛;骑白马,过莲塘,我家有个好儿郎;好儿郎来好儿郎,不愁吃来不愁穿,一年四季麦芽糖……”麦芽糖,多么稀罕啊!母亲们的愿望现实而简单,最滋润的生活,就是能一年四季吃上麦芽糖。那还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吃饱、吃好,依旧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准则,甚至是许多人一生的梦想。杏枝大娘劳苦一生,节衣缩食,一天经常只吃两顿,临死前,悬着一口气,抓着老伴的手久久不放,“麦芽糖,麦芽糖……”念了大半个晚上。又不是腊月,哪里有麦芽糖呢?老伴热泪横流,想着法子哄她。

天麻麻亮,喜凤送来了一小块冰糖。

杏枝大娘是笑着走的,神态安详,像睡着了一样。

喜凤是齐家的媳妇,圆脸,爱笑,话少,手巧。她做的虎头鞋很受欢迎,孩子还在肚子里呢,母亲就上门预定了,老一辈牌楼人的说法,新生儿穿虎头鞋,“走路稳,能辟邪”。她听了只是笑,默默接过母亲揣来的碎布,又摸摸母亲腆起的肚子,幽幽地说,“和我那会不一样呢,你这肯定是儿子……”老人也喜欢她的虎头鞋,压在箱底,“虎头鞋养脚,我留着,以后上路……”老人嘴里的“上路”都是特指,是寿终正寝的另一种说法,这个特指云淡风轻,弥合了死亡的阴影和悲伤。她听了也只是笑,捏着老人的手客客气气地送出门,老人带来的布料啊线脑啊,她说什么也不肯收。

喜凤成了媳妇们的榜样,她太讨人喜欢了,不惹事,不张扬。谁能想到呢?她还会熬糖稀,做麦芽糖。牌楼会做麦芽糖的只有五六个人,论手艺,谁也比不上她。她做的麦芽糖拉丝一般软滑,黏黏的,含在嘴里,有一股麦芽的淡淡的甜味,顺着喉咙慢慢咽下去,唇齿留香,余味绵长。令大家心服口服的是,其他人只能做椭圆形的冻米糖,正方形的冻米糖,长方形的冻米糖,只有她能将冻米糖做成猫、狗和猪的形状,还树着两只机警的耳朵,活灵活现,就要跑过来的样子。那是一个“打弹珠”“滚铁环”“打宝”“斗鸡”风行的年代,这些栩栩如生的冻米糖,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孩子们对于玩具的想象。孩子想吃喜凤的麦芽糖,母亲只好抱着小麦和糯米,请喜凤帮忙。喜凤几乎从不推辞,她笑眯眯地接过原材料,轻言细语地说,我尽快啊。想快也快不了啊,她只有一双手,而做麦芽糖的工序,一道也省不了。

做麦芽糖,说简单也简单,说复杂也复杂。腊月里的喜凤,是全牌楼最忙的人。她要将家家户户送来的小麦浸泡一夜,沥干,然后就是每天淋水等待发芽。三天后(时间长短与温度有关),麦芽就能长到两厘米长了。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,为了这个节点,喜凤经常睡不安生。她经常凌晨起床,赶在小麦长出真叶之前,将糯米浸泡几个小时,煮熟,然后再在石臼里,捣烂出芽的小麦。煮熟的糯米还要晾到合适的温度,对于这个温度(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,这个温度介于50~70度之间)的把握同样需要一定的火候。合适的温度到了,喜凤再将绞碎的小麦和糯米混合在一起(三十斤糯米配一斤麦芽),发酵。发酵大约需要八个小时,这个过程中的水不能太热,也不能太冷。太热,做出来的麦芽糖会很粘稠;太冷,做出来的麦芽糖不甜反酸。发酵后渗出的水,沥在锅里,甜甜的。这时候,做麦芽糖最重要的步骤——熬糖开始了,熬糖要不断搅拌,以防粘锅。说是熬糖,其实是熬人。劈好的木柴码在灶台旁边,在大火、中火、小火之间切换,全靠喜凤添柴、减柴控制温度。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一个小时。熬到水分蒸发,呈粘稠状,晾凉后,就是孩子们巴望的糖稀了。

旧灶台,老规程,麦香与饭香互相氤氲。这时候,喜凤总要抽出一根干净的筷子,挑起糖稀,迎着光亮看成色。汗湿的脸上,笑容慢慢漾上来。

月光光,麦芽糖

熬好的糖稀温暖而软滑,既像一块珠圆玉润的琥珀,又像深秋时节万里无云的一片天。母亲喜滋滋地盛起一小碗,剩下的部分,交给喜凤“拉糖”做冻米。“一炒炒米,就让人觉得,快要过年了。”(汪曾祺《故乡的食物》)大学时读到这一句,觉得亲切,但也止于亲切,如今重读,终于读出了文字背后的深意。冻米,就是加了麦芽糖的炒米,《板桥家书》写:“天寒地冻时暮,穷亲戚朋友到门,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,佐以酱姜一小碟,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”“暖老温贫”四个字,让我瞬间想起牌楼的年味,那些知足常乐的日子。冻米既是我们的零食,也是正月待客的重要茶点。刚出炉的冻米里藏着满满的年味,香、甜、脆、酥,落口即溶,美妙不可方物。煮糯米、泡小麦、生麦芽、捣麦芽、发酵、熬糖、拉糖……十几道工序,二十几个小时,那些年,喜凤义务帮大家熬了多少糖稀,做了多少冻米,已经无法统计了,她没有收过大家一分钱,甚至没有一句怨言。没有人在意过麦芽糖的薄与稠、冻米糖的多与少,大家都信任喜凤,那种单纯而原始的信任,是土地一样质朴的民风,是山泉一样甘洌的人情。我们舔着糖稀吃着冻米,幸福口水一样流出来,胸腔里鼓荡着一股股暖意。

尽管没日没夜的忙碌,但喜凤只有一双手,根本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。至多熬到腊月二十四,过完小年,家家户户都要除垢,扫尘,擦玻璃,买鲤鱼,做豆腐,请人写“门对子”,准备团圆饭,过大年了。牌楼人有一句老话,“有钱没钱,团在一起就是年。”这时候进村的艺人只有两种,一种是舞狮子的,通常是三个人,一个人在前面敲锣开路,后面是一头大狮子领着一头小狮子。有一年,忽然来了一对父子,举着一头大狮子,挨家挨户的,在一条长板凳上腾挪跌跃,舞到最后,狮嘴里忽然吐出一副“门对子”……舞狮是个力气活,季节性强,收入微薄,除了家传,很少有人愿意学;另一种就是挑着箩筐,摇着拨浪鼓,“叮叮咚,叮叮咚……”换麦芽糖的货郎。到牌楼来换麦芽糖的货郎不是毛师傅,是扫帚沟街上的“糖老五”。过了腊八,毛师傅就搁下货郎担子,忙着过年了。和毛师傅进村一样,耳尖的孩子只要一听到糖老五的鼓声,就匆匆忙忙跑回家,缠着大人要鸡毛,鸭毛,牙膏皮,然后一窝蜂地聚拢了来,扒着箩筐朝里望。只要孩子们一来,糖老五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中掏出一根小木棒,在箩筐里搅两下,一抬手,白色的麦芽糖便裹在了木棒上。有顽皮的孩子伸手去抢,糖老五的手又是一抬,“别抢啊,一个个来……”孩子们只好乖乖地围在箩筐周围,按秩序排队。糖老五一面点数着孩子们递过来的鸡毛鸭毛牙膏皮,一面用锤子顶着礃子,礃子贴着糖块,只听得“叮当”一声,孩子的手里便有了一小块糖。

每次都有空着手的孩子,依依不舍地跟在小伙伴身后。几个小伙伴拿着属于自己的一小块糖,小心翼翼而又得意洋洋的样子,跟在一起的小伙伴,可以轮流用鼻子凑近去闻,关系好的,还可以舔几口。也有实在憋不住馋虫的,逼上梁山,只好背着大人,偷家里的东西去换。有一次,家珍偷偷地换掉了一把斧子,糖老五毫不犹豫地收了下来,居然没问斧子的来路。当家珍的继父准备劈材烧锅,却发现斧子不翼而飞时,单薄的家珍正蹲在锅台旁边取暖,“你个狗日的,败家子,老子早晚要捶死你!”家珍在继父金刚怒目一样的逼视里站了起来,没有争辩,若无其事的懵懂表情,既无奈,又无辜。

家珍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,多年后,一字不识的他成了“菜市一霸”,极尽巧取豪夺。方圆数里的红白红事,都得给他留一个位置。当然,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了。

家珍用斧子换糖的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。孩子心里藏不住秘密。家珍也没有要求大家替他保守秘密。到牌楼来的生意人不少,像糖老五这样做买卖的,一个也没有。他太抠门了,牌楼人原本就爱嚼他的舌头,“一丝糖腥子,狠不得都要舔走。像他这号狗屌尖的,自古少有……”家珍用一把斧子换了五小块麦芽糖之后,大家对糖老五的印象更差了——家珍才十岁啊,还是个孩子,“真是丧德”。虽然腊月里他照常来,但找他换糖的孩子越来越少,再后来,便只有围上来看的,没有拿东西来换的了。

糖老五祖上五代人都是做糖的,传到他这一代,据说已经一百多年了。他做的麦芽糖有圆饼一样的固体状,也有长条状的,上面布满了蜂眼,就是没有喜凤做的那种猫糖和狗糖。有一次,他拿着喜凤做的猫糖左看右看,最后找到喜凤,问她愿不愿意去他家帮忙,喜凤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,“我有家有口的,哪走得掉呢?承你的情了!”糖老五不肯罢休,三番五次上门,说尽了各种好话,几乎是死皮赖脸了。纠缠到后来,喜凤的瘸腿丈夫直接翻脸,差点要动手,他这才彻底死了心,路过牌楼,总是绕着走。

瘸腿丈夫是个瓦匠,脾气比手艺还坏,喜凤经常挨他的打,受他的骂。老人看不下去,心疼喜凤,结伴上门数落瓦匠。瓦匠埋着头,默默地抽烟,一言不发。

母亲不会熬麦芽糖,但那些年,我没少吃喜凤熬的麦芽糖。童年的口味决定了一生的口味,一直到今天,我依旧对甜味葆有经久不衰的好感。我偏爱各种各样的甜食,尤其是蜂蜜,我可以一个月不吃一粒米,但每天早上醒来,我总要喝一大杯温吞的蜜蜂水。如今,故乡物是人非,味蕾上的乡愁,竟是腊月里,麦芽糖绵长的香味。

牌楼的孩子什么时候不吃麦芽糖的呢,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,总是在喜凤莫名失踪之后吧。说起来,喜凤也是个苦命人,娘死得早,她不满二十岁就嫁到了牌楼。瓦匠是独子,又会一门手艺,喜凤原以为总算熬出头了,却不料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婚后的喜凤五年生了四个女儿,生怕了,死活不愿意再生,瓦匠却不肯答应,对喜凤愈加粗暴,横挑鼻子竖挑眼,非打即骂,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闹,鸡飞狗跳。喜凤人前总是递着笑脸,一转身,眼泪滚下来,脸上堆满愁云。牌楼的老人心疼喜凤,但也知道瓦匠的脾性,谁也不愿意做这个恶人,更何况,香火传承,是一个家庭天大的事情。

像一滴水,喜凤从牌楼蒸发了,下落不明。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,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瓦匠挖地三尺,找了一年多,终于在白荡湖边找到了一双鞋。瓦匠坐在湖边抽了几根烟,落了几滴眼泪,重新起身时,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他已经释怀。

都说好人有好报,唉,谁知道呢?寒心……每次说到喜凤,老人们总要如此叹息。喜凤是小村牌楼第一个失踪的人。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,对她的失踪似懂非懂,也不太相信。

一直到现在,我也不相信她的失踪。我一直觉得她还活着,像那些从牌楼迁走的音讯全无的人。我一直记得她的笑容,圆月一样的脸,像村头的那口小池塘,一万道柔波在其间荡漾。静水流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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