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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谭嗣同:孤傲的呐喊(散文)

来源:上海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励志文章

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,他们才有希望;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,那是没有未来的——黑格尔

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,吾中国数千年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者,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这慷慨而孤傲的呐喊,刺破晚清坚固的黑暗,如石破惊天而来,曾令多少人涕泪淋漓。当年,年轻的谭嗣同呐喊着,凛然正气地走向断头台,用他年轻的鲜血浇灌了近代改革灿烂之花。

因了一个谭嗣同,小城浏阳名扬天下,也应该名扬天下。虽然,谭嗣同已然远去,但他的精神气韵却依然浸润着小城的山山水水,嗣同故居、嗣同纪念馆、嗣同陵墓皆屹立于小城,于静默中透着隐隐的威严。

已是初春,时值正午,街头一片繁华,面街而立的嗣同故居却沉静地伫立于清澈的阳光里。走过故居时,我猛地被它的肃穆所吸引。一进门,一眼就瞧见了谭嗣同的铜像,他皱着眉头,在冥思苦想什么呢?为了国家与民族,他曾想过许多许多,此刻,他仍用一种深燧的目光望着大街,及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。

同治四年(1865)3月,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门外嬾眠胡同,五岁时得重病,昏死三日,竟又奇迹般复活,故名“复生”。他年幼丧母,不见容于继母,备尝艰辛与孤独,自是养成了“倔强自力”之性格。直到13岁,才与父亲一道回到了祖居地浏阳为母亲扫墓,才踏进这座古朴的“大夫第”内。

回到家乡,便有贴心的温暖萦绕而来,何况又见到了欧阳中鹄老师?还在北京时,嗣同就师从这位浏阳籍著名的学者。就在大夫第安静的书房里,欧阳老师给他讲授《四书》等儒家经典,还侃侃而谈明清之际进步的思想家王船山的学术观点,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嗣同干枯的心田。更令嗣同欣喜的是,他与唐才常同为欧阳中鹄的学生,自是一见如故。这位健壮而腼腆的知音,成了他人生旅途上不可多得的知己。

自此,嗣同对家乡血浓于水的深情一发不可收。

光绪五年(1879)夏,15岁的谭嗣同再次奉父之命回家乡师从涂启先,涂亦是浏阳有名的学者。涂讲授儒家经典、八股文和古文,还将文字学、考据学,特别是自已擅长的史学知识传授给嗣同,使之接触了魏晋文。这一学就是两年,嗣同知识面更为广阔,看人看事更为清醒。而当他师从刘人熙后,更是对物理、天文、地质学、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,乃至如痴如醉。

大夫第内光线略为暗淡,每间屋子都显得空旷而高远。虽然这里没有多少物品陈列,但却让人感觉到每一个空间都飘扬着一个孤傲而伟大的灵魂——谭嗣同的灵魂。就在大夫第第三进,有嗣同典雅的书舍——“石菊影庐”,正对着明亮而沉静的天井。因嗣同酷爱家乡菊花石,曾赞其“温而德,野而文”,便借其清白无瑕、坚不可摧的品性,以喻自己纯洁坚贞之情操。当我走进嗣同的书舍,一种悠长的寂静扑面而来。书舍有些空荡,布置倒颇具性格:书案置有斗大的由菊花石雕镂而成的山石菊,之后便是一排装满书的书柜。穿越历史的云烟,我仿佛看到,夜深人静之时,石菊影庐的灯光熠熠,兰草的清香自天井里幽幽而来,嗣同正端坐在书案前,紧锁着双眉,或用心阅读,或奋笔疾书。

从一开始,谭嗣同就不是一个书呆子,曾从当时名扬幽燕的“义侠”王五习武,故他不光博古通今,酷爱琴棋书画,且好任侠,善剑术,性格豪放开朗,玉树临风的儒雅里透着英雄气概。唐才常曾想试试他的功夫,便故意对他说:“嗣同兄,听说你的辫子功非常厉害,玩玩给我看看!”嗣同也不多言,让才常紧紧抓住自己的辫子。猛然间,嗣同辫子一甩,才常被抛到了空中,尔后又快速地往下坠。旁人看得胆颤心惊,嗣同却轻松地将才常接住了。而每至清风月明之时,读书习作之余,嗣同就在兰香浮动的庭院里弹弹“崩霆”琴,或舞舞“风矩”剑。

之后,谭继洵在甘肃做官十二年间(1877-1889),自19岁起,整整十年,嗣同纵游过西北、东南诸省,最远到过新疆,行程8万余里。他敏锐的目光总是投向沿途的山山水水,沿途辛苦劳作的黎民百姓,由此深悉民间疾苦,痛感社会之积弊,忧国忧民之情灼热似火。于是自号“壮飞”,立志趁年青力壮之际,干一番事业报效国家。此时,他对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倍加钦佩,一直珍藏文天祥的“蕉雨琴”,并为文天祥用过的“日月星辰砚”作歌以励志。

独特的经历造就了谭嗣同旷远的思想,认清了“道德文章困士人”,对辞章和经世致用之学兴趣浓厚,对应试的八股始终不感兴趣,乃至几次科举考试不中。1889年之后,借着父亲升任湖北巡抚,谭嗣同来到洋务运动之都武汉,结交新人,学习西学,已然站在时代的前沿。甲午中日战之时,年届三十的谭嗣同满怀忧愤:“世间无物抵春愁,合向苍冥一哭休。四万万人齐下泪,天涯何处是神州!”正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痛感国家民族危亡日迫,“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”,于是他决然抛弃旧学,探求新学,追寻变法活动之路径。

他急切地赶到两湖书院,与正在此读书的唐才常、刘善涵商量,决定写信给欧阳中鹄,请求他在浏阳县设立算学格致馆。在信中,谭嗣同力主变法:“不变今之法,虽周、孔复起,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。”而“育贤才”是变法的关键,应竭力创办算学格致馆。欧阳中鹄深受触动,当即将嗣同的信删去十分之一,再略作修改后,用“活字版刷出”,称之为《兴算学议》,在县里广为散发。如一石激起千层浪,一时间,众说纷纭。涂启先致信赞成,并承诺每年拔二百缗钱为算学馆经费。

可反对派者也不少,当以“名士”自居的陈长僵最为突出。此人进士出身,时任湖北宜都县知县,发疯似地对兴办算学馆进行阻挠、破坏。甚至率一批人跑到浏阳孔庙,要将谭嗣同等驱出儒门,闹得不可开交。谭嗣同知道此事后,于10月3日赶回浏阳,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禀递交给湖南学政江标。江标看到“禀”后,完全同意,遂饬会浏阳知县照办。可知县唐步瀛心存顾虑,不敢立即遵办。谭嗣同则不顾反对,迫切要求兴办算学馆,他一腔热忱地拟订章程,奔走办学事宜。欧阳中鹄不愿得罪守旧派,便采取折衷的办法,坚持在算学馆未设立之前,先办一个规模小的“算学社”,每人出制钱五十缗。事已至此,嗣同等只得勉强同意。消息传出,便有十数名青年学士报名就学,嗣同才略为宽慰。

就在这一年,湖南遭受旱灾,浏阳也灾情严重。欧阳中鹄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委托在浏阳主持赈灾。当是时,浏阳南台书院肄业员生请求将翌年全部经费提归筹赈局,停课一年。嗣同担忧办学之事又成泡影,自湖北赶回浏阳,积极为算学社改为算学馆而奔走。当他看到了家乡同胞惨遭饥饿,流离失所,便决意留下来协助欧阳中鹄赈灾。他用心制订了具体的办赈章程,四处奔走,极力推行“以工代赈”。他食不甘味,与唐才常一道爬山越岭去问题最多的南乡各煤井所在地勘查,成立“官煤局”,安排收购煤之事宜。于是乎,浏阳河码头上一片繁忙,一船船煤及木材运往武汉码口,一船船白花花的大米又源源不断地运回了浏阳城,灾情由此缓和。

在父亲的催促下,嗣同无奈地回到了武汉,只管拿着“功牌实收”向湖北各界劝捐。可湖北也于是年遭受了水灾,嗣同多方奔波无效之后,又央求父亲在湖北藩库“借款二万”,寄回浏阳。他仍坐卧不宁,继续发动各地浏阳籍的官员捐款救灾,所得之款则悉数寄回家乡,甚赞李兴锐父子捐达一万两。赈灾最后阶段,即1896年10月底,嗣同再次回到了浏阳,与欧阳中鹄商量如何办好算学馆。终于,1897年2月,“算学馆”设立于浏阳文庙之后奎文阁,那一刻,嗣同才舒心地笑了。

一个多世纪过去了,走在寂寥的院落里,我仿佛走在时间的隧道里,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嗣同于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。当我迈出大夫第时,朗朗的阳光倾泄而来,一阵春风吹过,街道两旁斑斓的香樟树叶如纷纭的蝴蝶飘飘落下。于是,我站着一动不动,任彩叶落在肩头:从来英雄多寂寥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又有多少人忆起嗣同?

谭嗣同祠在偏静的才常路,面街而立,深灰的墙面有些沉郁。走进祠内,色调却明快单纯,满眼的深红色令人心绪高扬起来。中华民国成立后,时任湖南省民政司长刘人熙,呈请北洋政府褒扬嗣同,并兴建纪念祠。当时,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熊希龄颁布了褒扬令,浏阳县知事公署立即划拨了当时县典史署空地,用于建祠。嗣同夫人李闰变卖了些地产、首饰,再加上谭氏家族筹集的款项,于1913年秋即告竣工。

我默默地走着,轻轻地走着,惟恐惊动英雄的灵魂。走进中门时,抬头一看,“民国先觉”四个大字兀自庄重。字是黑色的,匾额是棕色的,渐次震动着我的灵魂,梁启超的称赞是如此契合嗣同的精神。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春,嗣同奉父命陪侄儿去北京赴考。为了寻求一条救国之路,他便趁机遍访“世间硕德多闻之士,虚心求教”。在京城,他拜见了梁启超,与梁一见如故,接触了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。他还特地访问了翁同龠,翁在日记中写道:“谭嗣同……通洋务,高视阔步,世家弟子中杰出者也。”他甚至在上海向英国传教士傅兰雅、在北京向佛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求教,为佛学的空寂博大与大无畏的精神所吸引。他如此孜孜以求新知识,自是眼界大开,睿智的目光更为深沉。

这年秋,谭继洵花重金为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,分发江苏南京,等待委任。虽深恶官场黑暗,但嗣同难违父命,怀着一腔悲愤前赴南京。南京无处不在的轻视,令嗣同感到苦闷孤寂,对现实更加失望。就在此时,韩无首将在香港办《民报》,希望嗣同从佛学的角度,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,撰写论文。嗣同怀着一腔改革的激情,1897年正月即全身心地投入撰写《仁学》,至二月底《仁学》即已写完。在其间,嗣同阐述了他“仁—通—平等”的学说,大胆地号召民众冲决封建“网罗”,投身改革,发展资本主义经济,实现平等与民主政治。如此骇人听闻的言论,就如黑夜的声声呐喊,震撼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。

此时,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,湖南维新事业方兴未艾,时务学堂于1897年8月开始招生,11月29日正式开学,由熊希龄任校长。嗣同当时正穿梭于湘、赣、宁、沪从事各种变法实务,闻知时务学堂筹办事宜,即在南京杨文会处代购了一批教学仪器。同时,受黄遵宪和熊希龄的委托,出面延请时为上海《时务报》主撰的梁启超、翻译李维格分任学堂中西文总教习。嗣同还写信给家乡的老师欧阳中鹄,动员他选派浏阳优秀青年入学。

1898年正月,嗣同接受了陈宝箴的邀请,决心以“冲决网罗”的精神在湖南大干一场。当他回到长沙时,受到了唐才常、樊锥、毕永年等的热烈欢迎。嗣同更是踌躇满志,办学堂(时务学堂)、设学报(《湘报》)、创学会(南学会)为他设想的三步棋,三步走好之后,还规划着把学会引向议会的方向,试图以南学会为总会,各州县设立分会,主要担议政之职,借此为变法维新拓展发展空间。为此,兴学是嗣同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的关键性举措,他出任时务学堂的学监及九名总理绅士之一,并担任分教习。他亲手撰写“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,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”的楹联悬于时务学堂内,以鼓舞师生们发愤图强。

2月21日,天气出奇的好,这一天,嗣同前往“孝廉”参加南学会第一次开讲大会。他以慷慨的语调,畅谈了当时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处境。学生的心随他一起跳动,一起激动。嗣同从学生们身上看到了希望,他是如此热切地希望湖南风气大开。为了鼓励入会者积极求学,将自己多年购置的500多种书籍都捐给了南学会。讲了两次学之后,他转而创办《湘报》,于3月7日正式刊行。3月23日,嗣同把康有为的《上清帝第五书》分两次在《湘报》上发表,并写下按语,揭露了反变法者的丑态。接着,他干脆以《湘报》作为主要据点,接连发表了易鼐的《中国宜以弱为强说》、梁启超的《论湖南应办之事》、罗棠的《论拘禁周汉事》等宣扬平等民主思想的文章。

自此,长沙一时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心,湖南成为“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”。但时,时务学堂的创办者王先谦与叶德辉、张祖同等守旧士绅坐不住了,联合向湖南巡抚衙门递交了《湘绅公启》,状告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妖言惑众,并疯狂地诽谤和攻击维新派。他们还草定《湘省学约》,要求驱逐熊希龄、唐才常等,甚至对陈宝箴也大加诽谤,御状告到了京城。为此,陈宝箴只得于5月20日强制《湘报》不再发表宣扬民权、平等思想的文章。两天后,他又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的“札记”,至1898年11月中旬被迫撤销了时务学堂。

时务学堂前后虽存在不过一年,但如一道闪电撕开了暗夜的一角,旋即被黑暗吞噬。但是,沸腾的热血没有白流,谭嗣同等用高贵不屈的精神及灵魂堆砌起了时代的墓碑,感召着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的掘墓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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